浣溪沙——山寺微茫

〔清〕王國維《浣溪沙——山寺微茫》

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雲。
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轉引自关于「偶开天眼觑红尘」

王國維的無心之謬

—— 兼話「偶開天眼覷紅塵」

作者：清涼

這是觀堂先生《苕華詞》裏一首頗受稱賞的《浣溪沙》。尤其是「偶開天眼覷紅塵」一句，雖還算不上膾炙人口，卻歷來常爲觀堂先生的粉絲們津津樂道，以爲這乃是將劇作者與劇中人二重身份集於一身的極佳寫照，既有入世之深度，更有出世之高度。

於是想起觀堂先生在《人間詞話》裏的名言：「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世人大抵以爲這是他對詩人的真實看法，殊不知這實在只不過是觀堂自況得意之語。而在這種得意的另一面，卻也正說出了觀堂先生自己也早有察覺的苦惱。

人們多半不會忘記他真誠直白的自省：「餘之性質，欲爲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爲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情多，故可以入乎其內而寫之；智多，故可以出乎其外而觀之。而觀堂先生的特質，正在於他知、情兼勝的獨特稟賦。也正因爲如此，他與後主、稼軒等真詩人相比則智多而情寡，與叔本華、尼采等真哲人相比則智寡而情多。將這句話與前面所引《人間詞話》那段略作比照，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得意處，亦恰爲其苦惱處。如此，則所謂「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的振振之辭，其謬不言而自明矣。

再回到開篇提到的那首《浣溪沙》。其上半闕，從山寺到行雲，於景語之中，透出一種對超然塵外之境界的嚮往，下半闕的首句「試上高峯窺皓月」，承接前意，表達了對此番境界的追尋，次句「偶開天眼覷紅塵」則顯然見得對這個塵世之未能忘情，而末句「可憐身是眼中人」，既是哀人，亦復自哀。（其相關解說可詳見《迦陵文集?卷四?迦陵論詞叢稿•說靜安詞》）以觀堂先生對其個人特質的清醒認識，可以斷定：觀堂先生認爲自己必定是能夠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的。詞中最受稱道的「偶開天眼覷紅塵」並「可憐身是眼中人」大體就可以看出這一思路：此身既是眼中人，則此身必是入乎其內的；而覷紅塵且觀照自身的那個偶開天眼者，則又必是出乎其外的。如此，用他自己的邏輯來表達，則堪稱一體二相、可觀可寫了。

假如我們先不急於將觀堂先生那「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詩人法則」普適化，姑且視這首《浣溪沙》爲一個具體考察對象，那麼，「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中體現出來的詩歌寫作技法——「返察倒戈」之術，實是觀堂先生許多詞作在苦求翻新之時慣用的殺手鐗。

茲舉二例：

閣道風飄五丈旗。層樓突兀與雲齊。空餘明月連錢列，不照紅葩倒井披。
　　頻摸索，且攀躋。千門萬戶是耶非。人間總是堪疑處，惟有茲疑不可疑。
　　——《鷓鴣天》

沉沉戍鼓，蕭蕭廄馬，起視霜華滿地。猛然記得別伊時，正今日郵亭天氣。
　　北征車轍，南征歸夢，知是調停無計。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二字。
　　——《鵲橋仙》

其中「人間總是堪疑處，惟有茲疑不可疑」、「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二字」，不能說沒有新意，然而箇中新意，大抵依託的是哲人情趣，也即用哲人的眼光返照之後所得的「理境」，非「出乎其外」者莫能爲之。觀堂先生曾論及「隔」與「不隔」之別，以爲「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然而倘若真如觀堂先生所說，詩人必要出乎其外而觀而寫，要「不隔」恐怕就難了。宋人以理入詩，已爲後人所詬病，觀堂先生「人間總是堪疑處，惟有茲疑不可疑」之語，卻幾乎已經是以理入詞了，縱有哲人情趣，在詩而言，已落第二義。所以，以哲學家的眼光「返察倒戈」，可以說是他的敗筆，然而人們大抵也以爲這就是他的妙處。

按照他自己的標準，「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不隔；「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闌干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爲隔。可見，寫情寫景須要「語語都在目前」的「不隔」之說，與賈寶玉在大觀園裏當着政老爺和賓客們的面所談的「天然」之說，多少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寶玉說：「『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就是說要不見得人工的痕跡。這個道理如果從園林移用到詩詞創作上，也仍是正理。然而歷來論詩論詞，常常談及的是「言」、「象」上如何傷於穿鑿，卻不知以哲人之眼「返察倒戈」的辦法更是在「意」上強力而爲之，人工斧鑿的痕跡更重，與「天然」更是離得有十萬八千里了。

有人或許會以觀堂先生「主觀之詩人」、「客觀之詩人」的區分作爲理由，想既然有「客觀之詩人」，自然免不得要「出乎其外」，否則如何「客觀」？且慢，我們且看觀堂先生列舉的「客觀之詩人」，分明是——「《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 我想，若要論《水滸傳》、《紅樓夢》，恐怕即使觀堂先生本人在世，他也不會以爲是詩的，所以，這裏的所謂「詩人」，不過是文學家、作家的代稱而已，就像文藝理論常常被冠以「詩學」之名，是一個道理。也就是說，這裏用的雖是「詩人」的字眼，卻實在於詩無干。

再看看被觀堂先生極盡推崇之意的李後主，他是否符合「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的標準？他說，「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而且他又以趙佶《燕山亭》與之相比擬，真可謂血淚相和之作了。然而無論李煜、趙佶，其詞之所以爲佳作，正在於妙筆之下的境相自然顯現，情由境生，語自心出，所以動人，雖不免有類似於「取景」「構圖」之實，但因皆從心性中自然流露，而非源自思維與觀察，於是無所着跡。倘若李後主真如他所理想的詩人那樣，既「入乎其內」也「出乎其外」，恐怕所作就不會是「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而是如觀堂先生一般的「可憐身是眼中人」了。

這裏錄一首堪稱後主詞中極品的《清平樂》爲證：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字裏行間，一如佛家的以智觀境，智境渾然，無有取相，情、景尚且無別，更容理於何地！也正因爲如此，其意境之深美，已極盡五代詞家之妙。倘若後主在此也來一番「出乎其外」，返觀其境，然後寫之，雖然也有可能會獲得「偶開天眼覷紅塵」的超然境界，但終不過是哲人玄思，縱有妙處，卻與詞人真意毫不相干。以觀堂先生的眼力和識鑑，他絕對不會不知道這個道理，否則他就不會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即爲詞人所長處。」

然而，觀堂先生作爲一個以《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而著稱的批評家，同時又以才情不凡的詞人自許，這也就造成了他認識上的淆亂。「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他對詩人（自然也包括詞人）的清醒認識。而所謂「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卻是觀堂先生的無心之謬——他誤把他自己所具有的既是詩人又是批評家的特質當成了詩人必備的素質了。

對於這一點，俞平伯先生爲重印《人間詞話》寫序時，曾引其意而用之：

「作文藝批評，一在能體會，二在能超脫。必須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須身處局外，局外人有公論。」 （俞平伯《重印〈人間詞話〉序》）

這顯然是「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說的翻版，只不過俞平伯先生的這一論說點明瞭只適用於文藝批評家，而不是詩人。觀堂先生以「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來要求詩人，其實是因自己身兼詩人和評論家的身份而不小心戴錯了帽子。或許是懾於他的聲名，歷來大抵皆從其說，無人存疑。我們現在固然不能以後人之識苛責已經作古的前輩，然而若平心而論，俞先生的話當爲公論，它無疑更契合詩人的真相。

我們無論讀觀堂先生的詞作還是詞論，首先都不能忘記他的第一身份是批評家。用一個或許並不完全恰當的譬喻，他是一位頗想成爲廚師而又苦於無法成爲一流廚師的美食家。作爲文藝批評家，他的長處在於能「偶開天眼」，以哲人的眼光審察，開現代文學批評之風。而作爲詞人，一旦用了「返察倒戈」的法子，便以有爲的心思壞了詩歌本應有的天然境界，往往也就在那瞬間失去了真性情和赤子之心，再也沒有了詩的真滋味。

不過，詩的價值具有多重性，「偶開天眼覷紅塵」，既得人稱賞，其意義自然不可一概抹殺。然而觀堂詞作，卻可謂得也於斯，失也於斯。